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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突袭，伊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及众多军政高层在袭击中丧生。伊朗旋即用导弹和无人机等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发起反击。中东战事大爆发。

中国在“十五五”规划中这样概括所面对的发展环境——“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现在看，这种“不确定难预料”，可能才刚刚开始。

本文的目的，不是去探讨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何越来越失序、无序，不是去梳理以色列和伊朗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深仇大恨史”，也不是去剖析伊朗的“神权主导、政教合一”体制和诸多内生性问题，而是围绕与中国相关的一个命题展开——当世界变得越来越丛林化和不确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策略，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这场未宣战的战争，进一步放大了中东的不确定性

美以在未宣战情况下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事实上就是战争。战争彻底中断了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对话机制，而且是在非暴力手段没有用尽，谈判已取得不少进展、有可能签约的情况下。

此前在日内瓦谈判期间，美国和伊朗都有一定妥协。美国表示允许伊朗在一个过渡期内，在严格的条件限制下，保留极少量的低浓缩铀。伊朗重申不发展核武器，同意稀释并削减高浓缩铀的库存，并考虑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美国也清楚，所谓“伊朗威胁”不可能真正威胁到自身。伊朗的核项目计划与真正的核武器有本质区别，伊朗也没有被独立证实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伊朗在中东的盟友们，如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也门的胡塞武装，近年来在各种打击下，实力已严重弱化。

既然如此，美国为何突然动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大厦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已经预见到以色列即将采取实质性行动，也准确预判到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针对美军的连带袭击。我们深知，若不先发制人以阻止其发动攻击，美方必将承受更为惨重的人员伤亡。”显然，这是根据“预见”“预判”而启动的突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被以色列裹挟的结果。

美以的军事行动能不能摧垮伊朗的反以反美意志、实现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呢？不能。中东会进一步陷入报复与反报复交织的泥潭中，冤冤相报，冲突的不确定性反而加大了。伊朗是有9000万人口的幅员辽阔的大国，有资源，有强烈的宗教民族主义抱负，有地区代理人网络，有军事反击能力，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极大影响力。伊朗不是阿富汗，不是委内瑞拉，对于伊朗，攻击容易结束难。

3月4日，哈梅内伊的高级助理穆罕默德·穆赫贝尔表示，“美国并非想占领伊朗，而是想分裂伊朗”，伊朗“不信任美国人，也无意与美国谈判”，伊朗可以像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那样，“想打多久就打多久”。

美国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假设——“某某政权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威胁，所以要摧毁它，摧毁它就能消除威胁”。美国历史上发动的多次战争都基于此。但历史也证明，很多“威胁”都是夸大，很多“摧毁”都是摧而不毁。

所以从战术上看，美以此次突袭是成功的，但战略上将带来更长久的风险。成功的袭击也许是更漫长的失败战争的开始。以为通过权力“改朝换代”就能改变伊朗这样一个大国和民族的信仰，使其完全臣服，这很不现实。更何况“改朝换代”能不能顺利实现，也是天大的难题。

特朗普雄心壮志背后的焦虑

特朗普是一个喜欢制造新闻头条，但思虑并不周密的领导人。他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到底是为什么？他口头的目标很多，如全面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及海军力量，切断伊朗对中东地区代理人武装势力的支持，终结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的神权统治，等等。但为什么是在此时，一定要、突然要诉诸武力？开打之后又如何收场？并不明晰。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这完全是特朗普个人意志的战争，是一场他执意选择的战争。在这场危机中，他既没有任何长远的战略考量，也没有规划任何清晰的终局方案。”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副主席马克·沃纳说：“我们真正的军事目标究竟是什么？五角大楼的撤军时间表和计划又在哪里？如果伊朗国内民众真的响应了总统的煽动号召走上街头，我们现在对伊朗人民究竟需要承担何种道义与实质义务？最关键的是，这场万里之外的冲突，到底对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构成了何种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胁？”

沃纳认为，伊朗的真正威慑对象是以色列，“如果我们贸然将针对以色列的地区性威胁，直接等同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我们将彻底踏入一个极其危险且未知的战略盲区。”

特朗普有一种双重性格。一方面，他习惯于“小投入、大产出”的计算逻辑，喜欢速胜，以极限施压和强威慑占到最大便宜，但他并不愿意深陷在很难化解的矛盾中。他在三次总统竞选中都承诺“停止中东无休止战争”“减少海外军事介入”“不推翻外国政府”，等等。

而另一方面，他又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和雄心壮志。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建立不世之功，这对他也是强烈的诱惑。同时，其个人和家族生意的考虑以及和犹太人势力的深度勾连，也在影响他的一些判断和决定。所以，他既有TACO（“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的一面，又有要创造“可展示成果”、一鸣惊人的一面，还有“公私相济”甚至“假公济私”的一面。

目前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正面对多重压力。民主党对特朗普的多线刑事/民事诉讼仍在持续进行，爱泼斯坦案曝光和司法部的“选择性公布+大量涂黑”导致MAGA基本盘的不满，美国联邦执法人员在明尼阿波利斯枪击平民事件引发了全国性抗议，最高法院裁决关税政策违宪，至于高赤字、债务上限问题更是一直挥之不去，MAGA阵营内部也不断出现裂痕。如果11月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去国会控制权，民主党大概率又会启动对他的弹劾程序。

凡此种种，都是表面风光、擅长自我夸耀的特朗普的内在焦虑。他比以往更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显能力，出成果，赢得几个标志性“胜利”，以此对冲国内的种种争议。

但这种“谋己甚于谋国”、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做法，对美国的损伤也非常之大。财力军力的消耗是短期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关系（如英国、西班牙）付出的代价是长期的。而且MAGA阵营的自身的裂痕也扩大了，一边是“美国优先、反对外战”的孤立派，一边是“坚挺以色列、强硬反伊”的鹰派，现在的对立更深。

目前特朗普最大的希望应该是伊朗“快速认输”“主动求和”，或人民起来改换政府门庭，或依靠代理人“替天行道”，但每个方向难度都不小。消灭对方的一批领导人，美以办得到，但由此激起的仇恨、威胁可能会转化成更难捉摸、更加分散的力量，这是更大的隐患。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日，也门萨那，胡塞武装支持者在集会上手持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海报。

我们的选择

世界正在丛林化、乱世化，实力即规则，兵强马壮者为王，变乱难以预料。世界很难回到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里。那是一个遵循若干“普世价值”的秩序，美国曾是重要的构建者和推动者。

现在，很多秩序和规则已形同虚设。世界正变成一个大国的主导权更强、大国之间的博弈竞争和冲突更多的世界。“实力政策”“势力范围”“本国利益”“国家安全”“自我意识”等传统权力观重新复苏，并日益凌驾于“普世价值”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上。

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办？

首先，从心态上，美国急，我们不能急。

口无遮拦的特朗普，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说法，仿佛世界很需要他这么一个“霸主”，一个“话事人”，没有他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实际上，美国的矛盾、焦虑、急躁可能比哪个国家都多。如同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的“六周期理论”所揭示的，美国正从第五阶段跨入第六阶段，已站在系统性风险的悬崖边缘。

第五阶段的特征是“财政状况恶化”，宏观经济仍在运转，但内部张力已显著上升：财政赤字失控、政府债务高企、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极化加剧，对立阵营则越来越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对方”，“规则遵循消退，原始战斗开始……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是游戏规则，玩脏手段是常态。”

第六阶段的特征是“内战与革命”。达利欧从明尼阿波利斯事件中听到了第六阶段的敲门声，他警告这绝非孤立事件，而是秩序从“弯曲”走向“断裂”的信号——“有人在战斗中死亡是一个标志，几乎肯定意味着进入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历史表明，在巨大冲突时期，联邦制民主国家（如美国）通常会在州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其相对权力发生冲突。”

当然，第五阶段并不是只有通往第六阶段这一条路，也可以通过痛苦但有序的债务重组与改革，避免社会滑入暴力冲突。但这需要高度的政治共识，而这恰恰是当前美国的稀缺资源。

回到中国。百年奋斗目标凝聚了各方共识，而且有非常具体的规划，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长期奉行以和为贵，不存在一定要打击谁、消灭谁，或者一定会被谁打击且还能打击得了的那种紧张感。中国也没有那种“你死我活”的焦虑感。所以应该继续保持定力和静气，坚持伟大复兴这条主线。

其次，在丛林化世界里，坚持“规则+实力”两手抓，两条腿走路。

讲规则就讲规则，讲实力就讲实力，而且都是真讲。

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天下主义”，是“和合天下”，很不同于帝国形态的霸权主义，也不同于某些宗教“教化全球”“征服全球”的宗旨。中国人愿意在一个遵守共同规则的世界里，参与竞争与合作。

另一方面，中国人最明白“落后就要挨打”，明白实力是基础，实力的本质是能力，所以一直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提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还要看到，凡是人定的规则，都是可变的，可能会被破坏的，但人类社会的规律是永存的。当今世界，看起来是实力说话，过去的规则显得无力，但规则背后的价值观并不会消失，只是隐藏起来了，藏在人心里。假以时日，终归是要呈现的。

｜当地时间2026年3月6日，伊朗德黑兰，政府支持者在周五祈祷后于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游行，反对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一名女性手持伊斯兰教圣书《古兰经》。

最后，在国际矛盾与冲突中，继续扮演建设性化解的角色，但并不陷进去。

网上有一种看法，伊朗走到今天是自身问题的总爆发，即使没有美以袭击，政权也会出问题，政局也不可能稳定，人民也不会一直忍下去。我对此的看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从根本上要靠内生觉醒与变革，单纯依靠外部力量是改不了的。外部的暴力可能使对方产生更大的凝聚力。

有人说，如果一国的基本人权被肆意践踏，并对周边形成威胁，就只能听任其如此吗？当然也不是。国际社会理应发出反对的声音，进行程序化干预。但美国式的激进武力干预，不仅被证明往往于事无补，结果甚至更糟。西语有云，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即使目的正当也不能不择手段）。那种脱离程序正义而谈结果正义的做法，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

就中国而言，在国际舞台上似乎可以采取一种“天下主义+消极干预”的态度，即价值立场是清晰的，以善意对世界，以能力服务世界，寻找与不同国家的不同利益点，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但在对国际冲突的干预中，不采取直接介入、让自己变成冲突一方的态度，而是亮明立场，注入建设性，提出中国式解决方案。

这不是骑墙和取巧，而是充分意识到，要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固有秉性，靠直接给其“做手术”，大概率不可行。通过做好自己的事，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更有影响力的示范，“行胜于言”，这是更好的策略。当自己有实力，有示范力，即使要对国际冲突进行干预，话语也更有说服力。

中国正处于国运上升的关键时期，无须因国际社会一时一事的不确定而动摇自身的既定目标和战略。新世界、新秩序的形成还很遥远，注定会充满迂回，中国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成为全球稳定性、确定性的重要之锚，就是对新世界、新秩序的贡献。

“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如果人类需要一个共同的终极理想，我想“太平”二字必在其中。如果这是中国应该担当的“天命”，大概需要经过两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其次才是“为万世开太平”。这个“世”，既是时间的意思，也是世界的意思。

世界是继续丛林化，还是有另外的选项？中国一定会发挥作用。就眼下来说，当世界的确定性越来越稀缺，如果中国能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就能在各种挑战面前，赢得更多机遇，并成为人类文明的确定性的朋友和源泉。

 —— · END · —— 

No.6790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